百度 当代海峡两岸佛教界有识之士在总体上继承了太虚大师人生佛教、人间佛教的精神遗产，他们对人间佛教理论和实践的创造性推展值得尊敬和赞叹，但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的问题和流弊。

　　本期光明网理论学术动态导读关注科创融合、数实融合、知识产权、教育发展等话题，欢迎网友踊跃参与讨论。

　　【李晓红：不断健全科创深度融合体制机制】

　　中国工程院党组书记、院长李晓红认为，只有不断健全体制机制，优化资源配置和服务保障，打通堵点、连接断点，才能形成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、双向赋能的发展格局。优化增加高质量科技供给的体制机制。要健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，对涉及国家重大战略、重点工程、关键民生的领域，组建“大兵团”攻关团队，明确牵头责任主体和“技术条线+行政条线”并行的指挥管理机制。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。要健全科技领军企业的遴选、培育、评价制度体系，择优培育支持一批能够切实发挥科技创新、产业控制、安全支撑作用的科技领军企业。完善企业参与国家科技重大战略规划、重大项目及重大政策论证制定的决策机制，加大对科技型骨干企业牵头或参与国家科技攻关任务、重大创新平台建设的支持力度。构建科技成果高效转化服务体系。要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，在重点产业领域加快概念验证、中试验证、应用验证平台建设，强化成果识别、技术熟化、工程化放大、可靠性验证等成果转化服务供给。培育壮大耐心资本。丰富科技金融产品，强化财政补贴、税收优惠、风险补偿等多方式综合支持，促进“股贷债投保”联动，开发科技成果转化费用损失保险、创业责任保险等产品。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。完善青年创新人才发现、选拔、培养机制，大力支持、大胆使用青年科技人才。持续健全人才评价激励机制，建立以创新价值、能力、贡献为导向的多元化评价体系，实行学术评价、市场评价和社会评价相结合的人才分类评价制度，提高评价科学性和针对性。

　　摘编自《求是》

　　【郭克莎：实数深度融合应能振兴实体经济】

　　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、华侨大学特聘教授郭克莎指出，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不足制约，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，应从促进宏观经济平稳发展的视角看待实数融合，发挥好实体经济稳定经济大盘的积极作用，推进高质量发展应注重以实体经济为基础、为主导。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，应有利于扩大对实体经济的需求。一方面，应充分发挥新型销售模式如网购外卖、直播带货等拉动城市中高收入群体和年轻人消费的作用；另一方面，发挥好传统销售模式的功能，保护工商实体店不受过分挤压、能够正常运行，使中老年人和中低收入群体的需求也能够得到有效释放。应把稳定实体经济的价格水平放在重要位置。加强对数字化销售的政策导向和市场监管，削弱大型数字化平台的垄断性，使实数融合过程有利于稳定实体产业的价格，使主要制成品价格在国内外贸易中能够保持相对的稳定。应有利于拓展实体经济的发展空间。可以通过宏观政策、产业政策和监管政策的综合调控，使平台企业与线下企业共享发展空间，同时充分利用数字技术、数据要素、数字基础设施的融入作用，拓展实体经济的发展空间，促进社会就业稳定增长。应有利于促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。应加强宏观政策等的推动作用，把促进产业数字化改造与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放到更加突出的地位。

　　摘编自《光明日报》

　　【马一德：探索知识产权治理变革的中国方案】

　　中国科学院大学讲席教授、知识产权学院院长马一德认为，完善与开源创新趋势相适应的知识产权治理体系，促进知识产权的流转和商业化，是新时代科技治理的关键命题。近年来，全球开源项目数量呈指数级增长，在知识共享、技术扩散、产业赋能等维度催生出“裂变效应”。开源创新通过打破技术垄断“黑箱”，加速了创新要素流动，为初创企业搭建了技术和竞争力跃迁的阶梯。客观地看，开源创新给知识产权治理带来了机遇与挑战。一方面，开源创新丰富了知识创新资源，为企业和研究机构提供了更多研发素材和灵感。众多创新主体的参与，加速了技术创新和迭代，企业可借此快速获取新技术并转化为知识产权。以开源许可证为核心的多样化治理模式，也为知识产权治理提供了新的规则和思路。另一方面，现有知识产权治理体系逐渐难以适配开源创新的爆发式增长。在开源创新中，知识共享与知识产权保护的独占性存在冲突，开源软件的广泛使用也增加了侵权风险，传统“一对一”侵权监测机制已无法应对“分布式创新网络”。对此，应制定和完善与开源创新相关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，明确开源软件的版权归属、使用许可、侵权认定等关键问题，为开源创新提供有力的法律支撑。应探索知识产权治理变革的中国方案，鼓励国内企业和科研机构积极参与国际开源社区，推动建立公平、公正的开源创新全球治理规则。

　　摘编自《经济日报》

　　【唐亮：教育现代化进入新阶段】

　　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信息中心副主任、高级工程师唐亮认为，在全球化与科技革命双重驱动下，我国教育发展战略重心实现了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的历史性转向。伴随信息技术持续迭代更新和教育改革发展深入推进，我国教育数字化战略历经三阶段范式演进。在基础设施奠基阶段，《教育中长期纲要》以“信息技术对教育发展具有革命性影响”的论断，推动教育信息化从技术实践跃升为国家战略，着力破解网络、终端、资源等硬件“有没有”的难题，进而完成教育数字化的基础设施构建。进入能力体系提升阶段，《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》将教育数字化深度融入国家现代化进程，提出“加快信息化时代教育变革”。该阶段聚焦平台建设、培养模式创新、治理方式转型等能力维度“够不够”的命题，核心在于将数字化重构为教育现代化的内生变量，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生态的深度融合。至生态效能重构阶段，《教育强国纲要》以“数字基座+智能中枢+制度创新”三维架构为核心，“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”和“促进人工智能助力教育变革”，着力破解基础能力体系化、教育应用生态化等效能层面“强不强”的深层次矛盾，构建教育生态协同推进机制。这种战略接续映射出国家治理能力在教育数字化领域的具象化演进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数字化发展路径。

　　摘编自《中国社会科学报》

　　（光明网记者 李彬整理）